近日，武汉市公安局交管局出台一项新政：对查获的酒驾情形，在依法对驾驶员进行处罚的同时，一律对“同车”人员进行现场教育；对于查获醉驾情形的，一律将“同车”和“同桌”饮酒人员，送往醉驾警示教育基地，进行1小时深度教育。当地交管局称，新政是为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教育力度，关于对同车、同桌者开展教育具体举措目前还在研究当中。

　　公安部和地方公安拟出台规定，对“同车”人员进行“连坐”处罚，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一般在征求意见中即胎死腹中；而对“同桌”饮酒人员也进行处罚，应该算武汉警方的“创举”。谁也不否认武汉交警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其做法明显涉嫌滥用职权。

　　2009年公安部《关于修改酒后驾驶有关法律规定的意见（征求意见稿）》拟规定，同乘者如不劝阻、不制止酒驾司机，将面临罚款处罚，因有“连坐”之嫌， 争议太大，该项规定最后夭折。深圳市交警局2014年向深圳市人大常委会提出修订地方性法规的建议，对同酒驾者具有上下级、父子等特定关系的同车人拟处以100元罚款，也因同样的原因而告吹。

　　公安部是享有部门规章制定权的，其对酒驾“同车”罚款的立法之所以夭折，除有“连坐”之嫌外，应该还与违反《立法法》的相关规定有关。《立法法》规定，“部门规章规定的事项应当属于执行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的事项。没有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的依据，部门规章不得设定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的规范，不得增加本部门的权力或者减少本部门的法定职责。”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既然没有规定要对洒驾“同车”进行罚款处罚，公安部执的是哪门子“法”呢？部门规章若规定了对“同车”罚款，即是法外减损了公民权利、增加了公民义务，其夭折是必然的。

　　武汉市公安交管局不享有任何立法权，其辩解称，“我们是教育，没说过要处罚”。对于酒驾“同车”人员当场进行批评教育来说，这种解释或许说得过去。而当场教育几句，不像“警告”处罚会留下案底，没有多少人会抵触，“新政”规不规定意义都不大；关键是，新政将醉驾的“同车”和“同桌”人员一并送往醉驾警示教育基地进行1小时深度教育，这涉嫌限制人身自由的处罚或强制措施。

　　没有法律依据地限制公民人身自由，本质上就是非法拘禁，是权力任性的表现，是严重违法行为，而且比处以若干元罚款的违法性质要严重得多。纵使有良好的执法动机，也并不影响行为的违法性。

　　更值得注意的是，武汉交警的这项“新政”并非处于征求意见阶段，而是正在执行之中。滥用职权、侵犯公民权益的政策措施，笔者认为应尽快叫停。至于武汉交警部门称“关于对同车、同桌者开展教育具体举措目前还在研究当中”，若大体措施已涉嫌违法滥权，有关部门研究细则措施还不如先研究措施本身是否违法。（刘昌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