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川军个个都不是孬种

——邻水县国民党抗战老兵何龙恒口述

邹元模记录整理

我家住在邻水县冷家乡汤巴丘村5组。1941年3月，我刚满18岁，林豹子就带着50多人闯进我家，把我抓去当壮丁。几经周折，被送到重庆广合师关押，然后移交给国民党川军设在万寿的兵源基地。那时，因为我身体瘦弱，部队没接收。在万寿养了3年，身体稍好了些，才被川军20军398团收编训练。

训练的日子度日如年，生活极其艰苦，米饭不仅有一股霉味，而且还掺有不少沙子。一到开饭时间，士兵们都争着抢饭吃，顾不上用勺子，直接用手抓，因为动作慢了就抢不到饭。居住条件也很差，蟑螂四处爬，衣服缝里长满了虱子，满身都是疥疮，又痛又痒又难治。实在受不了，在一个漆黑的深夜，趁大伙都睡着了，我就偷偷起床溜出兵营逃跑。黑灯瞎火的，又找不到方向，反正逃出了军营，就不管三七二十一，逢沟跳沟，逢坎爬坎，心想，只要跑远了，天亮了就好办了。结果还是没跑脱，被399团挡住，安排在炮排训练。幸好炮排的排长雷雨是幺滩人，真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啊！他见我浑身长满了疥疮，又脏又臭，很是同情，就偷偷把炮弹头卸下，用炮弹里面的弹药给我擦。说来也有些奇怪，擦过几次，不到半月，那么难治的疥疮居然好了。我真不敢相信，弹药还能治疥疮。

我们与日军打的最后一仗，是长沙沦陷后，部队退到贵州进行的独山战役。那时，川军被蒋介石歧视，武器装备、给养等，均不如蒋的嫡系中央军，因此，国民党中央军与地方军一直不合。但为了打败日寇，为了民族的生存，听老兵们说，我们川军不仅斗志不减，在长沙会战中一致对外奋勇杀敌，不受日军的任何挑拨、引诱和策反，因此，第一次长沙会战结束，杨森统率的川军受到嘉奖。长沙会战失利，我们从长沙退到贵州后，杨森仍不气馁，严令各部加强训练，严阵以待，随时准备阻击进犯日军，再立新功。并组织民众训练委员会，亲自兼任主任，训练民众武装，发枪支弹药给民众组织，把他们武装起来，形成战斗力。还在驻地成立了民众战地组织，如妇女慰问队、担架队、情报队、搬运队等。这些群众组织，在独山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长沙会战结束后，1944年春，穷途末路的日军发动了旨在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攻克大西南、以图速决中国战场的“一号作战”。这年11月左右，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日军一部进击到贵州境内，岗村宁次电令他们停止进击，转向枊州、宜山一线。可是，该部很骄横，拒绝执行这个命令，继续向贵阳逼近，叫嚣要在次年会师贵阳，再攻下陪都重庆。日军进击独山一线后，大肆烧杀抢掠，强奸民女，杀害无辜民众，真是无恶不作。我目睹了这一切，对日本鬼子痛恨极了。值此紧急关头，国民政府命令我们川军和汤恩伯所属的孙元良29军在独山阻击日寇。得到命令，我们连夜行军，在独山县城外设置炮兵阵地。尽管日寇的飞机扔下一颗颗炸弹，轰炸我阵地，弹片横飞，我们全然不顾。战斗一打响就非常惨烈，我们首先用炮火轰击敌军阵地，炮声隆隆，炸得地皮都在颤抖。然后步兵跟进，抵近射击，与敌人展开肉搏。一次战斗结束了，来不及喘口气，又转入下一次战斗。那次战役，打了六天六夜，我的耳朵就是在独山战役中被震聋的。

独山战役虽然很惨烈，但与日军作战的国军官兵都抱着必死的决心，士气大振。实际上，仗打到那个份上，士兵都杀红了眼，谁还有心思去考虑生死，一心与日军血战，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拼命地与日军展开肉搏，最终阻止了日军的进攻。

日军在独山受到我们的顽强阻击后，并未放弃独山，而是改变战术，在汉奸带领下，妄图悄悄迂回从山后突袭我们。我们阵地后有条河叫深河，为了防止日军长驱直入，深河桥已被炸毁。得到日军迂回包围的情报后，我们带着迫击炮和炮弹泅过深河，撤离到安全地带。

日军的暴行，激起当地民众的强烈愤慨，杨森组织的民众训练委员会训练的民众武装及黔南少数民族部族武装纷纷投入战斗，与国军有力配合，形成巨大力量。特别使人难忘的是那些苗族武装，他们十分英勇善战，日军听说苗军来了，纷纷逃窜。12月初，日军被迫撤出独山，我军收复了独山等地。日军自独山深河桥撤退后，节节败退，入侵西南腹地的妄想破灭了。深河桥成为日军败亡的转折点，所以我国抗战史上有抗战“北起卢沟桥，南止深河桥”之说。